1977 年 7 月，南京，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。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住着四五位女病人，男家属进不去，只能守在走廊上。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守了半个月，他是时任南大哲学系总支副书记，系副主任的胡福明。 当时，胡福明的妻子查出肿瘤，刚做完手术。他晚上来陪护，不过意外的事，他带的不是换洗衣物，是几本厚书，这里面包括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毛泽东选集》。 他把书摊在走廊的椅子上，借头顶的楼灯一页页翻，翻到有用的句子就抄在小纸条上，方便引用。下半夜撑不住了，把三张椅子拼在一起躺一会儿，醒了再写。 胡福明准备做的事情，是当时全国人都没人敢做的事儿，后来他在医院完成的这篇文章，后来后来改了十几稿，发在一张全国性报纸的头版，署名"本报特约评论员"。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有名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 历史的关键节点 1976年金秋十月，作为南大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也和全国人民群众一样，买来了酒跟大闸蟹，热烈的庆祝国家新生。 当时，胡福明已经敏锐意识到，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历史转折的关头，要“改弦更辙”，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。 然而在当时，有件事情的发生却如一盆凉水，兜头浇在了胡福明的头上。 1977 年 2 月 7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联合发表社论《学好文件抓主纲》。这三家报刊被合称"两报一刊"，它们的联合社论在当时就是中央最新方针的代名词，社论一出，全国都要学。 社论里有两句话： 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 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"两个凡是"。 胡福明不是不敏感的人。1976 年 10 月以后，他曾一口气写了四篇批判文章，他以为天要亮了，可"两个凡是"一出来，他心里往下一沉：那条已经铺了十年的老路，还要接着走下去。 他判断，这是全面拨乱反正最大的那道坎，绕不过去，必须从根上把它的前提打掉。但他只是一个教师，没有权力，唯一能动的是手里那支笔。 胡福明后来解释当时的心态：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，他没有权力，能用的只有这支笔，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道理，去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。 尽管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可真正要到动笔的时候，胡福明还是犹豫了一个多月。 他不是不敢写，是太清楚代价了。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，南大校长匡亚明受到批判，胡福明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，结果两人一同被打倒，正常的生活被彻底破坏，个人尊严受到极大伤害。 可这一次不一样，不是别人来抓他，是他自己主动向前。 胡福明当时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，后来这样讲： "如果再给我扣上一顶'现行反革命'的帽子，那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，我也是有家庭的人。" 这笔账算完，他定了一条规矩，谁都不告诉： “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如果要坐牢，就我一个人去，绝不连累他人。” 这条规矩后来一直没改。 话又说回来，胡福明构思这篇文章，也是花了很多巧思的。 据胡福明自己回忆，当时有位老同志，基于他一贯的表现，特意警告过他一句话： “不要学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许褚，赤膊上阵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要站得住，才能打仗。” 胡福明那时一边照顾妻子，一边写提纲，因为病房进不去，他就在走廊上工作。那半个月，他把马恩选集四卷、列宁选集四卷、毛泽东选集四卷分批带到医院，借走廊的灯光翻查，摘出几十条关于"实践"和"真理"的语录。他蹲在椅子上，把纸摊在膝盖上写提纲：这段论点是什么，用哪条语录，拿什么材料论证。 他后来说自己"干了十四五天"。妻子出院那天，两千多字的提纲写完了。之后是填肉。 1977 年 8 月，一篇 8000 字左右的长文写完，标题叫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。 在稿子寄出之前，胡福明又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，一度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他更担心的是，自己要是出了事儿，自己的两个孩子怎么办？ 思来想去，他还是决定把稿子寄出去。 胡福明后来解释为什么把稿子寄到北京："考虑到影响问题，我要寄给全国性的报刊。" 他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个约稿。1977 年，《光明日报》《哲学》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到南京开会，会上请他为专刊写稿。 同年 9 月初，他把稿子寄了出去。然后就没了消息。 就在胡福明感到失望的时候，情况有了翻转。 稿子在编辑部压了四个月 胡福明后来才知道，他的稿子寄出去以后，在编辑部被压了四个月。 王强华一开始并没有看到那封稿件，当时他正在上海出差，三个多月后才回到北京，在看了胡福明那篇文章后，立刻给胡福明写了封信。 图|1978年王强华（右）与到北京改稿的胡福明合影 1978 年 1 月 19 日，胡福明收到一封北京来信，是王强华写来的，信中除了因未能及时看稿表示抱歉外，还专门提醒： “……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，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，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‘过时’论之感的副作用。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，争取早日刊用。” 从1月到4月，胡福明与王强华始终保持书信联系，这篇